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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革命之路1980/梁秋虹 列印 E-mail


女人的革命之路1980

/梁秋虹(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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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人的新年—水浦仔

 

一直以來,我的工作都和見聞他人的生命經驗有關,但從來沒有想過翻閱親人的個人歷史,彷彿他們始終是一種永恆的角色,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除此之外,別無他想。31歲的女兒,才要過問母親的31歲,突然覺得忐忑。

在母親的世界裡,自有一套編年,彷彿世界軍情政治局勢都與之無關,她的年表僅僅是女人的小歷史,女人出嫁移花連盆,全都圍繞著娘家與婆家的大事記,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分期,也是循著生養子女來數算。我一直很喜歡對母親發問,母親的庶民知識構成了我家生活作息的百科全書,還有她對時代的描述雖然漫不經心,卻常有一種信手拈來的深刻。

母親覺得她很平凡,不明白我想要知道什麼。但她教會我一個道理,幸福的人們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人各自有各自的不幸。母親身上有一種悲劇性格,乍看只是女人的小淒苦,其實體現的是那時代和階級的所有矛盾,有如底層社會的時代劇。

母親家境貧窮,多產但是貧窮。外公是拖板車的苦力,臉上皺紋一條條都是拖行的痕跡,還要養育八個孩子,有一年只好將最小的女兒送人,那時候母親已經18歲,看著還在念小學四年級的妹妹獨自離家,她哭得好傷心。那時代女人的人生機會很有限,當母親一個一個點名說起親戚朋友的身世,我才深刻感到,原來養女現象真的曾經如此盛行。母親說,不是沒錢才送人,也有有錢人家把女兒送人的,那是一個重男輕女觀念更甚經濟決定論的年代。

養女收進門,有的收來作工,有的當童養媳,也有收來賣的。有個親戚,被徵召當台籍日本兵,送到南洋戰場就再也沒回來過,兩個女兒就分別賣到茶館和妓女戶,然後很快開始沈迷賭博,當時台灣人賭四色牌,外省人打麻將,於是日後她們的女兒又繼續賣到摸摸茶館。那時候,說起台南新町,沒有人不知道的。新町旁邊就是運河,河流將女兒們的命運分隔成了兩岸,此岸可以學習讀書寫字,彼岸只能以身養家,兩邊既遙遙相望,又相互埋怨。也有人曾來遊說外公,外公自認沒有窮到要賣女兒的地步,斷然拒絕。於是,在新南國小唸書的母親,每天放學走路回家都要經過燈紅酒綠的新町,天黑以後看上去很美,很多矮房子門前都掛著大紅燈籠,公娼和皮條客就坐在紅色燭火下。母親說,那時候嫖客會亂抓人,放學回家都是你舅舅在保護我呢。

母親一直說,很想回去那附近看一看。殊不知,當年新町遺留下來的最後一棟百年妓樓「真花園」拆除了,就在今年的五二○那天。這則新聞甚至沒有出現在南部地方新聞以外的版面,就連母親這樣一個在地人也罔若未聞。古都很靜默,一點也不喧鬧,城市仍然維持它日常的作息,好像什麼也沒有失去。全台灣有很多這樣的挖土機城市,挖去危樓,也剷平歷史記憶。古都失去了五條港最意氣風發的繁榮記憶,同時繼續遺忘了遊廓深處沒有歷史的女人。

這些事情,母親從來沒有說過。我不禁要想,如果當年母親也成了養女,那麼她的女兒命運會是如何。母親的娘家,對我來說是一種既親又疏的存在,很難想像外公無力下葬老母的困苦,也不曾體驗母親曾經歷的貧窮。以前我總以為那裡是國宅,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那一帶是台南的舊貧民住宅,過去沒有低收入戶的稱號,只有三級貧戶資格才可申請。現在看上去雖然很破落,還是有六成的住戶率。而路邊那支抽取地下水的水浦仔(幫浦),一用就是幾十年,就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改變。

就跟舊時代的許多情節一樣,我的父親母親因為相親而結合,母親對這件事也有她自己的詮釋。小時候大人教小孩怎麼拿筷子,夾得遠,嫁得遠。那時我反問,明明兩邊都是台南人,哪裡遠了?母親轉過頭來,她說:我從福建嫁到湖南,還不遠嗎?

那一年,是1977年,母親嫁進一個典型的外省大家庭,沒有嫁妝,只有一個皮箱的出嫁壓箱錢六張百元鈔。母親從一個經濟弱勢的本省家庭,然後嫁給外省第二代的父親,註定母親在大家族的動輒得咎且難以立足。父親的家庭,不足以稱小康,也是克勤克儉的持家度日。只是上有公婆,旁有姑嫂妯娌,女人之間的恩恩怨怨總是說不完的。那時台南的大賣(批發市場)就在對面,家裏開了間雜貨店,母親每天清晨即起,四點半起床準備開店,當時軍人就是最大的顧客,砲校的阿兵哥經常開著卡車來買些掃把或鐮刀。顧店一整天也沒有阿兵哥買一次來得多。

媳婦的一天很長,每天從早忙到晚,顧店、送貨、燒水、洗衣、煮飯,這些家事勞動所有細節,也體現了舊時代的生活和技術痕跡,燒水得生火劈柴,洗衣得親手來作,水晶肥皂與洗衣板,用到令人生厭。

除了日復一日的勞動,有時也得忍受一些大家族的社會不信任以及惡言相向。日子有多麼辛苦,母親只淡淡地說,曾經接連失去兩個孩子,一個懷胎五月胎死腹中,腹中羊水一直增加,母親人卻面黃肌瘦,只覺得胎動異常,好像有東西在肚裡滾來滾去,在那個還沒有超音波的診療技術,醫生只用聽診器聽肚子的年代,差一點就奪去性命。即使在坐月子期間,母親仍得冒風出門送貨,結果另一個孩子滿月即感染腹膜炎,因為醫院誤診最後連夜轉院緊急開刀。母親說得鉅細靡遺,我驚訝於母親對這一切醫療細節與醫病關係的強記,裡頭包含了為母則強的執著與怨恨。同時,對於自己健康的長大,突然有了感恩與感謝。

「媽,妳31歲的時候在做什麼呢?」
「吼,那時候我革命成功,出去上班。」

從家庭主婦到職業婦女,跨出婆家門檻的那一步,母親的革命之路太艱難,過程不足以為外人道。國小學歷的母親,曾經在鐵皮屋搭建的廠房,揮汗如雨車縫皮包。也曾因為石油危機後的經濟蕭條,工廠倒閉而黯然離開。母親曾拿出所有積蓄試著開店,五金雜貨之外還兼賣早餐,最後心酸地回到娘家,再怎麼樣也不願意重回從前的路。曾經大著肚子也要出去上班,產後就拿太子龍的學生服回家作家庭代工。母親的革命之路非常漫長,所以珍惜工作得來不易,並且堅持女人要有自己的工作。母親的革命之路,正是從中美斷交以後的年代開始的,她經歷過舊時代的經濟不景氣,也力行客廳即工廠的哲學,但她若是聽聞女工經濟是如何讓剩餘勞動力從家庭中解放以達成台灣經濟奇蹟云云的便宜講法,她定會嗤之以鼻。直到今日,她仍然堅持走在自己的路上,和各種真實的社會不平等短兵相接,關於勞動和異化,她一直有自己的詮釋和體會。

我,今年31歲,還沒有餘力作自己的歷史學家。然而從小來回在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在老兵身上看到孤寂一生的苦,在母舅身上看到經濟不安全的愁。他們各自教會了我一些重要的事情。同時,總覺得我輩的個人史多半是相似的,如果要寫,希望能為沒有餘力書寫者而寫。

母親是我的另一個歷史課本,透過她,經常可以看見我眼界所不及的生活世界。今晚,她說了一個女人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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