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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31歲生日/小米 列印 E-mail

 

我的31歲生日

/小米( 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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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我31歲的生日那天離開人間。
  
我31歲生日的前一個月,爸爸因腦瘤壓迫神經而昏迷,被送到醫院急救。 醫生問媽媽,要不要插管氣切急救。 媽媽說 : 「大女兒還在紐約,她一定要見爸爸最後一面,請醫生務必要把人救活… 」  就這樣,我再回到爸爸的身邊,陪他最後一程。
   
每天早上到醫院去幫爸爸按摩,更衣,擦乳液…說話,唱歌給一個沉睡的人聽。 爸爸一邊睡覺,也一邊在聽,我都這樣想著。 就像,每次父親載我去車站坐車回北部的時候,都會唱歌給我聽一樣 ,哼著…手牽手,心連心,咱行做伙。 你是咱e寶貝…  從家裡到車站,從車站到人生的每個驛站。
   
那年二月,爸爸抱病參加全台二二八手牽手紀念活動。三月的時候,爸爸還能大聲地說話,他說: 「你們不用擔心,只要阿扁當選,我的癌症就會痊癒。」  當第二次腦部手術之後,他覺得自己身體沒問題,就拼命打電話拉票。

媽媽和我真得很難不被他的勇氣和信心說服。 所以,我們也只好說服自己 : 只要他喜歡就好,身體能撐下去就好。 相信那次很多票是投給了阿扁,也是投給了爸爸的勇氣和對台灣的信心。
  
當然,最終選舉的勝利並沒有帶來一切安康的徵兆,因為,爸爸罹患的不只是心病。
 
爸爸忍受病魔侵襲的三年裡,很多朋友給他的鼓勵都很貼心,但也殘酷。他們都這樣說:在台灣還沒建國的一天,你就不能倒下去。 聽到這些話,其實我心總有一絲絲的抱怨— 為何命運總要如此磨練台灣,總是加倍地磨練台灣人。 死,能得安歇?
 
這段時間,為了不讓家人負擔我的學費和生活費,我在紐約也開始到處打零工,有時候工作到半夜兩點才回家。 爸爸接受第一次肺部手術之後,我正煩惱如何去籌措回家的機票之時,竟然得到意外的眷顧和支持,獲得了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頒發的獎學金兩千美元。 爸爸知道我獲獎的時候,好高興,好高興,後來回家聊起這件事,生病的他笑得很燦爛。 我了解,他的喜悅是驕傲,是感恩,因為我獲得的是身為一個台灣人的勇氣與榮譽。
 
31歲生日的前一天,我依舊繼續晚餐禁食的自我救贖儀式,以減少損耗能源和生命的心意,為爸爸祈福。那晚,早早就陪媽媽躺在床上聊天,準備睡覺。突然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要我馬上到醫院,病人已經整天沒有排尿。
我騙媽媽說,我有點肚子餓,要出去吃點東西。 然後,一個人到醫院去,護士說: 可能撐不過去了,要不要決定拔管? 要回家? 還是去殯儀館?

我急著說: 「爸,  再撐一天兩天,送我這個生日禮物吧。  媽媽今天身體不舒服,妹妹明天要交工作的期末報告,給她時間才能從台北趕回來」 。我摸著爸爸的肩膀哀求著。 後來,我跟護士要求,施打強心針,無論如何讓他撐過這個晚上,一切等到明早天亮再說。 

心想,一定要讓媽媽安心睡到天亮,媽媽不能也倒下去。不然,我一個人顧不了兩個病人。 趁這個時間,先偷偷溜回家,假裝睡覺,睡醒了再說。在床上靜靜地躺著,肩膀突然異常地疼痛,讓我很難受。那是剛剛輕摸爸爸的左肩,他一直傳遞痛苦的訊息給我。

醫院又打電話來, 我再回到父親的身邊, 鐘剛剛敲十二響,我輕輕地跟爸爸說 : 不用擔心,一切都會很好,我會照顧家人,我會努力做一個有用的人,回報給國家社會。 Rest in Peace.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告別式的禮堂很低調樸素,只有邀請親戚和幾個爸爸的好朋友,牆上掛著朋友親手用毛筆寫的輓聯 –   台灣勇士。這是送給爸爸的,其實,也是爸爸送給大家的最後的禮物。 爸爸在生前曾經拿了一張的剪報加上手寫評論的資料給我,他說: 「如果我死了,沒有任何遺言,只要把這張紙影印後在告別式上發放,希望大家繼續為台灣建國而努力,繼續為台灣這片土地做出有意義的事情。」

後來,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怕冗長的台灣主權的論述大家都不會認真看,而且那些資料到處都找得到。所以,我寫了篇祭父文在告別式上簡短地交代了這件事 。節錄祭文片斷,為之紀念,也做為未能遵循父志的懺悔:

我的父親是個很平凡的台灣工人
為人憨厚不善言辭
早年知心好友屈指可數
晚年熱心於台灣建國事業
與人閒談三兩句
話題不離台灣應該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時時關心台灣國家社會的發展與未來
台灣第一次農民運動在台北集會遊行
他以身為農家子弟的心情
不惜丟卻工作或著落入黑名單的危險
向中油公司請假
連夜搭車前往支援
在剛剛解嚴的時代
他就積極參加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和遊行
每每有為台灣底層社會發聲的機會
他一定勇敢的 「相挺」不為名利
走過八O九O年代的街頭抗爭
為台灣現代社會運動一起寫下最草根的歷史
他說 :
儘管台灣再亂  政治再濫
台灣建國是他至死無悔的情感
而感情是無法用理性來分辨是非
用名利來衡量成敗
如果
政治沒有是非黑白

在他的心底仍堅信著
台灣這片土地存有絕對的正義
而土地上的人民存有絕對的感情

 
2008 年之後台灣政局發生大變動,讓我常常思考著這件事 : 如果我沒有了國家,還要認同敵國為祖國。我每年生日要如何去紀念死去的爸爸,如何跟他說,台灣不僅沒有建國,還被中國併吞。我也無法想像,如果能夠留住爸爸,而失去了國家,我會以怎樣的心情牽著父親的手。

一直希望,總有一天我能在他的墳前說,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我相信您也在遙遠的國度裡和大家一起慶祝和祈禱未來的和平。
 
前兩天看到ECFA公投的連署書,想起十幾年前的夏天,爸爸到台北來找我,背包裡什麼土產都沒帶,就只有一大疊公投入聯的連署書。那一張張的小紙片,被整整齊齊地訂成一本厚厚的帳冊,小心翼翼地放在背包裡,那是他花了多少個放假日到處去遊說換來的啊?

我的父親不是最努力,為台灣犧牲最多的人。他的平凡和其他台灣人一樣,他的努力和其他的勞工朋友一樣,就是這樣的單純,讓我在享受著民主自由的果實時,自然懂得感恩在這背後努力耕耘和奉獻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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