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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尋找實現之路 /王昭文 列印 E-mail


 
現實中尋找實現之路


/王昭文(台灣歷史研究者‧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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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歲那年,我搬到了臺南,但並未享受到臺南悠閒的生活趣味。我只知道住處到辦公室的路,以及附近的菜市場。一天工作12小時以上,早出晚歸。每天回到像洞窟般的住處,往往只想倒頭大睡,有時候則狠狠看sun movie的藝術電影到深夜甚至清晨,帶著像熊貓般的面容上班去。
 
 


我常形容我們這一代是「被臺灣魅惑的人」,從小到大受著國民黨主導的黨國教育,滿腦子都是中國知識,難免有大中國情懷,特別是人文科系的學生。然而我們從小在父執輩的耳語中聽到了二二八的故事,在中學生時代經歷了鄉土文學論戰、美麗島事件,隨著激動人心、追求民主的黨外運動成長,很自然對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產生認同、想要多加了解。個性懵懂缺乏群性的我,大學時代沒有跟上那些有前進思想的學運份子,並未加入學運社團,但是在大專長青團契中陶冶出追求公義的信念、堅定的臺灣意識,自認應參與對抗「結構之惡」。研究所時代,覺得自己所能做的,或許就是努力建構當時還相當不受重視的臺灣歷史相關知識。然而自己的論文卻是草草完成,而後來所投入的「臺灣資料庫」計畫也無疾而終。雖有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此後果,回想起來還是羞愧而難過。

碩士學位拿到後,其實並不知道自己該往何處去。糊塗任性的我也不知道該去找個教職安定下來,只想或許可以多做些甚麼,是真正可以對抗「結構之惡」的。簡單來說,那幾年是飄搖的,時常兼好幾個工作,其中不支薪的工作佔很重的比例。而在支薪的工作上,一步步體會社會的現實、人性的種種,深感自己社會化不足,有太多待學習。而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有助於鬆動那惡的結構,越來越沒把握。餬口的職業工作輕鬆但很無聊,也沒有前景,我想應該找一個覺得做起來真的有意義的工作。就在此時,一份教會刊物邀我成為同工,原先只答應兼職,後來決定全力投入。當時感覺可以在此實現一部份理想。

所以31歲時,我搬到了台南。這是一份週刊,有新聞性,工作緊張而有趣味。當然,也有很多讓人抓狂的時刻。每個禮拜編輯排版時我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怒責不斷犯錯的同工。同工的專業能力不足,真的很讓人喪氣,但她們都很善良溫馴,對我的壞脾氣相當包容。我知道發脾氣無濟於事,必須想出辦法改進,若真的無法改變,就得學著接受現實。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這些,我是充滿感激的。雖然,還是無法變成一個慈眉善目的良善基督徒。

因為被台灣魅惑,一直希望在可以大聲喊出愛台灣的環境中工作。就一個台灣意識濃厚的鐵板台獨主義者來說,這份工作的確符合理想,我們的主要言論就是不斷強調這樣的立場。然而,很快就發現只有不斷喊口號,只是建立了新教條,卻無法推進運動,很難號召更多人來認同。可是我們只是傳播機構,當高層滿足於這些口號,沉迷於一次又一次大規模動員,我們所能做的很有限。我們開闢專欄討論「新而獨立」的意義和實踐之道,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台灣實況,有許多有意思的討論,不過教會還是很難擺脫某政治陣營附庸的角色。在一片獨立口號和政黨認同混淆不清的狂熱中,格外欽佩一位長者提醒大家教會應該主張的是「自決的權利」,教會和政治界仍應保持適當距離,才能產生真正的影響力。然而,實際發展卻是反其道而行。只能驚訝地看著這一切的發生,是那麼措手不及、無能為力。


工作上真正的挑戰,是信仰價值觀的差異。我的耶穌是陳義仁版畫中睡在竹搖籃中、有臺灣面孔的聖嬰;是行走在南非黑人抗議行列中、東德教會的燭光祈禱會中的人子耶穌,他在工人或農民運動中被打得全身是傷,帶著憂傷與仁慈面容,與受苦者同在。我在長青團契所建立的信仰態度是:「以愛心說誠實話」,面對權勢者必須提醒、批判;我以為教會存在的價值是愛護、幫助弱勢者,站在對抗「結構之惡」的前線,為人權而奮鬥。我認為基督教媒體應該提供不同於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關心臺灣的處境、社會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不該對教會內的種種問題視而不見。我們努力在這份刊物上呈現這些信念,有人欣賞,但也有很多人並不認同。漸漸發現教會的主流耶穌形象和我內心中的耶穌相去甚遠,那是安坐在冷氣充足的華麗教堂內、充滿權威的上帝之子,帶來喜樂平安,把所有的愁苦、不義關在門外,用聖潔的光輝籠罩屬於祂的子民,子民們以憐憫但事不干己的態度看著光輝以外的世界,重要的還是要繼續注視這能帶給人們心靈平靜的光啊。我也需要這樣的耶穌,但若是基督教信仰僅只如此,鴉片也可以做到。

在這份刊物上,我們不斷提醒讀者關心弱勢者、關心社會公義,對一些社會議題採取和社運團體近似的立場,和既得利益者唱反調;我們不去報導企業家對教會的捐款與貢獻;我們用很多篇幅介紹原住民的文化、生活、現實處境,希望讀者能認知我們的教會和社會是多族群所組成的、擁有多元的文化,大家是平等互愛的兄弟姊妹。有人說我們走錯了路,這樣一來讀者會流失、奉獻也會減少,應該多多報導大教會的活動、多讓一些大教會牧師在報導中露臉,談一些讀者真正關心的事情,像如何理財之類的。我想現在的我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社會化程度深了些,知道這些的確也很重要,應該兼顧,但在當時很不能接受,覺得這是截然相反的價值觀,根本不可能並存。

更麻煩的是碰觸到教會內的種種問題,常常踩到地雷。教會內政治鬥爭的複雜程度並不下於大社會或是有規模的企業,有時是以信仰語言包裝得漂亮的偽善,有時是赤裸粗野的資源搶奪,看得讓人難過不已。處理教會事務時,正直善良的人往往顯得無力,只能做沒有太大用處的呼籲,而對坐大位搶資源有興趣的人,則細心地經營派系運作選舉。當時的我執著於「以愛心說誠實話」,總是就所收集到的資訊建構所認知的事實,不管是否會得罪誰。到後來才慢慢體會到有不少資訊是有人特意餵給我們的,盡管我們努力做到中立與平衡報導,但還是很難避免成為某一方的棋子。究竟該採取何種角度來報導?一定要和教會高層的立場一致嗎?有傷教會體面的事可以報導嗎?原本這些我都覺得只要信仰良心上站得住,根本不必去想。但後來我發現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無意間,我們自認公正的報導還是傷害了一些人,很難彌補。我覺得非常難過。這麼一個沒甚麼用的小媒體都會傷到人,何況大媒體?我覺得新聞傳播的影響力不可小覷,但似乎很難只做對的事、好的事。

總而言之,31歲的我,以為找到一個可以對抗「結構之惡」的位置,卻發現「結構之惡」並不是他者,我們都在這結構當中,不管出於善意或惡意,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往往並非照我們的想像。拼命批判掌權者的我,在工作上不免壓迫到馴良的同工們;自認為公正,卻不知道自己一開始就已經被導入特定方向;想要中立,但持守原則和鄉愿之間其實是迷濛的。我在現實當中尋找實現理想之路,知道必須踏穩腳步認清現實,才有機會走下去,但現實又苦澀得讓人想逃避。於是,一次又一次詢問自己的初心為何?至今仍在路上踉蹌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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