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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讓生命更堅韌─我的31歲這麼過/陳婉真 列印 E-mail

 

挫折,讓生命更堅韌 ─  我的31歲這麼過

/陳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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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至親幾乎同時死亡,自己卻被阻隔在千里之外,無法回台奔喪;政治上遭到長年合作的同志以莫須有罪名整肅,黯然離開工作崗位;獨自流落異鄉同時要面臨生活與生存的壓力;從不婚到結婚……,所有這些事都發生在31歲這一年裡!

事過境遷那麼久,現在用比較輕鬆的心情歸納起來, 31歲是我結束人生第一階段波濤駭浪時期的一年,也算是告別年輕生命,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的起點,而所有這些31歲的挫折,都成為我日後處理更棘手問題的助力,讓生命更堅韌。

31歲之前,歷經報社工作末期跑台灣省議會新聞的衝擊,不知不覺間由旁觀者到同情者到完全投入黨外運動,那幾年間參與過的重大事件包括:

1977年:
時年27歲,為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之需,替他編寫《風雨之聲》一書,造成狂賣,他在書上聲明歡迎翻印,一時之間盜版書滿天飛。那本書的出版是他能在戒嚴時期突破重圍當選縣長的一個起點。
1978年:
28歲,辭去待遇優渥的報社工作,與前台大教授陳鼓應組織聯合競選團隊,參選台北市立法委員,選到半途因為美國和中國建交而中斷,一度到菜市場及夜市等地賣三角褲。
1979年:
29歲年初余登發父子被捕,陳鼓應到台中的市場找不到我(那麼多菜市場,他當然找不到),次日一早看到報紙後匆匆向好友交代後事即自行搭計程車南下,與數十位黨外人士到余登發的老家高雄縣橋頭鄉遊行抗議,是為戒嚴時期第一次的街頭示威,我和陳菊手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抗議布條走在隊伍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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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圖說:1979年橋頭遊行

 
4月,台北的美麗島雜誌還在籌備階段,身為媒體人,為爭取新聞自由,開始在省議會創辦戒嚴時期第一份地下報紙《潮流》;

6月30日,為抗議民選縣長許信良因參加橋頭遊行被核定休職兩年,和黨外人士到高雄以慶祝高雄市升格為名,參加集會演說,散發登載林義雄譴責國民黨是叛亂團體,鼓舞人民思考以暴易暴或是任其自行滅亡的當期《潮流》;

7月5日因獲得出國觀光的簽證,獨自帶個小旅行箱赴美;

8月中旬,抗議國民黨政權逮捕《潮流》同事,在紐約絕食抗議12天,成功讓被捕同事獲釋,而自己也成為國民黨政權黑名單人士。

12月,美麗島高雄大逮捕發生,海外台灣人迅速集結,我以《潮流》的名義,與其他11個海外台灣人社團共同簽署成立「台灣建國聯合陣線」,誓言要讓國民黨這個罪惡政權從地球上消失。

1980年年初,繼美麗島大逮捕之後,又發生施明德逃亡被捕;2月28日,這個台灣人最敏感的日子,林義雄的母親及雙胞胎女兒共3人在大白天被殺害在自宅,唯一倖存的女兒也身受重傷,在海外台灣人社團中間引起更大的憤怒。

而當時在美國唯一來自台灣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報導偏頗,顛倒黑白,更激起台灣人辦報的聲浪,我是唯一科班出身又具編採經驗,這一年中為了營救美麗島受難人士及籌辦《美麗島週報》全美奔波,備極辛苦,週報終於還是突破萬難在洛杉磯開辦了,許信良擔任社長,我任總編輯,因為在台灣的美麗島雜誌同仁全數被捕,只剩下我們兩人都因人在國外而逃過牢獄之災,我們義不容辭承擔起在海外繼續發聲的責任。

然而,許信良不擅長組織的經營管理,又因在海外與既有台灣人社團難免因為資源爭奪的衝突而備感壓力,由於對陌生環境的恐慌與無力感,竟然把雜誌社當作政治鬥爭的場所,就在我31歲那一年,遭到他以不實的指控而離開週報社。

美麗島的數十名同志被囚在黑牢,僥倖流亡在外的我們竟然開始內鬥起來,這在31歲的年輕經驗裡是難以接受的事實,我把許信良如何不負責任、如何捏造事實剷除異己的經過,寫成密密麻麻的萬言書給少數幾位核心支持者,他們也都了解,卻都以一句話:「我們知道妳所受的委曲,但台灣革命不能沒有許信良。」不願面對處理。

現在回想起來,還好有那次的鬥爭,讓我活生生體會政治就是那麼一回事。

還好有那次的鬥爭,我才有時間暫時休息,在形同退隠的生活中,我一邊研讀一些政治實務的書,一邊檢討自己從一個厭惡政治的新聞人,為了追求言論自由而投身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許多事件,我逐件檢討,感受更深,獲益更多,就像一位前輩說的: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那次之後,再殘酷的政治鬥爭我都可以心平氣和的去接受它、處理它;看到政場上任何奇譚怪論都不會感到驚訝或不知所措,更不會在政場上迷失自我。
同樣在31歲這一年,父親和就讀北醫的小弟相繼在12天之間過世。身為長女的我,和身為長子的大弟,一個在美國搞革命,一個在日本讀博士,都因名列黑名單無法返台奔喪,母親及家人的悲痛可想而知,幸好那時的黨外人士彼此都能相互照顧,幾乎沒坐牢的都去參加告別式,我對他們的那份情義永遠感念在心。

在那個年代裡,只要稍有一點對國民黨政權的質疑,都有可能遭遇牢獄之災,更何況是像我這種向國家宣戰的人,為了保護親朋好友免於被牽連,我主動斷絕和所有人的聯繫,這種被迫和過去一刀兩斷的經驗雖然痛苦,也只能視為革命者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31歲這一年,因為這些政治上的打擊以及和至親的生離死別等接二連三的鉅變,讓原本不婚不喜歡過家庭生活的我,對人生有截然不同的體會,我決定告別單身生活,在洛杉磯法院公證結婚,第二年久哥誕生,說起來也真的要感謝這場政治鬥爭,讓我的生命中完成了為人母的甜蜜經驗,而陪伴久哥一起成長的過程雖然艱辛,生命卻也更加多采多姿。

我們結婚的證婚人之一是邱義仁。原因是邱義仁在芝加哥唸碩士時因為讀書及打工兩頭忙,生活困苦,罹患了開放性肺結核,他又惦記著台灣的黨外運動,急著想回台,而那時正好發生陳文成事件,我們力勸他暫時留在美國,先把身體養好再說,因此,那半年間他們夫婦就住在我們家。

邱義仁和後來曾任勞委會主任秘書的賀端藩,因為在台灣時就積極參與黨外運動,那幾年他們正好都在美國讀書,每逢暑假兩人都會來美麗島週報社打工幫忙,因此,許信良整肅我們的事,他們早有所悉,只能多次提醒我們注意,卻又不知如何化解,最後眼見許信良整肅的手法粗劣,兩人憤而和我們一同離開整肅會場。對於他們當時的情義相挺我心懷感激。

如此交情的朋友,想不到事隔8年我突破黑名單回台後,卻是遭到以他為首的新潮流系打擊最多,彼此竟然成為政治上勢不兩立的兩造……,生命充滿太多的諷刺與矛盾,政治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敵人,在此又得到另一個印證。

往事歷歷在目,轉眼間,生命又即將走完另一個31年,回首前塵,當年再刻骨銘心的痛,而今都只沈澱在內心的一角,不復再有情緒的波瀾起伏,連那篇萬言書怎麼寫,也早已不復記憶。

然而,個人的痛可以沈澱,政治人物的言行足以影響國家社會走向的,這30年來其實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台灣人的領導者可以多一些深思、多一些思想的內涵作為推動改革的主軸與依循,台灣今日的情況必然大不相同。在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焦慮台灣將被邊緣化、深恐台灣被中國併吞的此際,我約略點出一些塵封往事,唯一的期望是後來者不要再重蹈前人的覆轍,更期待台灣未來的政治人物可以有更恢宏的心胸視野與氣魄,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真正蛻變成為一個美麗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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