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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歡人生的31歲/邱斐顯 列印 E-mail

 

悲歡人生的31

/邱斐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095邱斐顯內文照.jpg 
 
照片說明  由左至右為:
邱萬興(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邱工作室負責人
邱義仁(任民進黨副秘書長)前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林曉霞(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現任基隆市的國小老師
蔡文旭(任民進黨文宣部幹事)現任嘉義市議員
邱斐顯(任民進報文字編輯)《綠色年代-台灣民主運動25年》執行編輯
林濁水(任民進報總主筆)前立法委員
黃惠芬(任民進報美術編輯三年)現任小牛頓公司總經理特助
李逸洋(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前內政部部長
圖片提供:邱萬興

     
 

 
1981年夏天,留美博士陳文成返台探親。他長期支持民主運動,是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七月初,他在警備總部約談後不久即遇害,陳屍台大校園,享年31歲。那年夏天,我只是一個高中生,就讀北一女中,正要從高一升高二,當時17歲。

高二開學後,學校老師三不五時點名,找班級幹部加入國民黨。那時候,我正處於政治意識懵懂階段。父親常常拿一疊黨外雜誌,交到我的手上,他希望我自己讀、自己看。老師的話,和雜誌上所報導的,完全相反。我不知該相信父親給我看的雜誌報導,還是課堂上老師對黨外人士的批判。我腦中最大的疑問是,國民黨眼中的叛亂犯,為何個個都是高學歷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面對遇害的台大傑出校友陳文成博士,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始終無法給台灣人民一個明確的交待?

讀了父親給我的「一拖拉庫」黨外雜誌,我終於開竅了。我不再相信課堂上老師所說的話,除了我的國文老師。

我的國文老師,姓洪,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為人和藹可親,雖然個子不高,但教起書來,聲如洪鐘。他上課時,常把高中國文課本裡,艱澀難記的課文或注釋,用淺顯易懂的語詞,或是幽默風趣的比喻,讓我們一讀難忘。他教書之餘,也不忘對學生解釋社會現象。他常常說,「當老師,就是要對學生傳道、授業、解惑。」

他是唯一一個會教我們看報紙「要倒著看」、「要翻過來看」的老師。我們班上的同學常常笑著問老師:「報紙『倒著看』要怎麼看?看什麼?」他瞇著他的小眼睛,笑笑回答說,「多看幾次就會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

我的公民老師,姓史,也是一位中年的男老師,但是他和國文老師恰恰相反。他身材魁梧、高高壯壯的體格,一副氣勢懾人的模樣。他常常在上課時,借題發揮,不斷地咒罵黨外人士。他越罵,越讓學生反感。他常常點名要同學加入國民黨,同學更因此而拒絕。

我高三那一年,校長眼見入黨學生太少,無法交差,動輒要求全三年級的學生舉行周會,要求入黨人數要達到一定比例,她才肯罷休。校長的作風讓我感到不屑,她為了吸納學生成為國民黨員,竟然不擇手段。

巧的是,在這一個學期間,台灣政壇上有數場重大選舉,在全台各地進行著。

1981年11月14日,縣市長、省市議員大選。黨外的選舉文宣,在大城小鎮熱切地飛舞著。黨外的政見會場,常常湧進數以萬計的支持者人潮。我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跟著父親,跑去好幾個黨外政見會場,聆聽黨外人士發表的政見。

那一年,我只有17歲,沒有投票權。父親不在乎我能不能投票,能帶著女兒參與台灣民主政治的洗禮,他引以為傲。那時候,我們早已搬離大稻埕的老家四年,遷到正在發展中的台北東區。夜晚,父親常常帶著我搭車去老家附近,聽聽謝長廷、陳水扁的演講。我們去過日新國小(父親的母校),也去過太平國小(我的母校)。每次,政見會結束後,我們的手上總會多了好幾本黨外雜誌。

父親不只關心台北的選情,也關心台灣其他各地的選情。陳水扁、謝長廷、康水木、林正杰選台北市議員,蘇貞昌、游錫堃選台灣省議員,邱連輝選屏東縣長,陳定南選宜南縣長。這些黨外人士的大名,就這樣在我眼裡出現,在我耳裡聽見。

如果我不能陪父親去政見發表會,父親有時會找母親陪他去,有時會和他的同事相約一起去。那時候,父親在信用合作社上班。他常常告訴我,「我要和一位同事去聽政見發表會。」

「那是誰呀?」我好奇地問父親。「他是住在新莊的張伯伯。」從新莊到台北來聽政見?我幾乎沒看過他,但是總是從父親口中聽到他。父親對我說,「張伯伯常常出國。如果他人在台灣,常常會找我作伴去參加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有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他們都投身於台灣獨立運動。原來父親的這位好友「張伯伯」,就是曾任台獨聯盟主席張信堂的父親。

我讀高中的時候,從來不曾和同學分享過我對政治的看法。學校裡,有一個黨棍校長--硬是要學生加入國民黨,和一個黨棍公民老師--常常以憎惡的口吻咒罵黨外人士,我學會了「惦惦,卡無代誌」。從此,我也不相信這些態度偏頗的師長,會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什麼貢獻。

我讀大學的時候,再一次感受到這些黨國體制的思想延伸,學校的創辦人就是獨裁統治者蔣介石之妻蔣宋美齡。我懶得再去和師長或同學爭辯我所相信的理念,保持沈默是最佳的應對方式。但是,私下,我還是找到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分享對台灣社會現象、政治現狀的觀點。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

1987年7月,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是在前衛出版社的辦公室,擔任《台灣新文化》雜誌採訪編輯。前衛出版社的老闆林文欽,對「台灣本土文學」非常認同與堅持。他過去長期在出版社工作,了解「中國文學」長期肆虐下,「台灣本土文學」與「台灣文化」所面臨的弱勢,與遭到的壓抑及貶抑。後來,他為了理想,離開原本所待的出版社,自行創業,獨力經營前衛出版社。

1987年9月,黃怡接任《台灣新文化》雜誌總編輯工作。如果說,我父親是第一個影響我對台灣政治觀點的人,那麼,黃怡就是第二個影響我的人。我還沒認識黃怡的時候,她就在黨外的雜誌圈內工作。我們共事的日子裡,她常常告訴我她對台灣社會的觀點,並且與我分享她的想法和做法。我從她的口中,認識了更多一九八○年代以來,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的社會人士。

我讀高中的時候,父親買雜誌給我看;等我大學畢業後,換我編雜誌給父親看。1987年10月初,我把參與編輯且剛出版的《台灣新文化》雜誌,交到父親手上。他戴上了老花眼鏡,仔仔細細地讀著雜誌上的每一個字,連版權頁都不放過。當他看到《台灣新文化》雜誌美國連絡人--張信堂時,他對我說:「張信堂好像就是我朋友的兒子。」

然而,縱使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國民黨政權底下的警備總部仍然大權在握。台灣人民仍然沒有言論自由。

以前,父親老愛跑去書報攤,購買被查禁的雜誌;現在,警總老是跑來印刷廠,查禁我們所編的雜誌。說刺激,很刺激。但是苦了用心經營的老闆林文欽。查禁到後來,十多位編輯委員的投資,幾乎血本無歸;最後,雜誌虧損累累、被迫停刊,我們這幾個編輯,只得黯然離開。1981年,警備總部約談了陳文成之後,陳文成就告別了人世間。1987年,警備總部不斷查禁《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化》也就停擺了。

透過黃怡引荐,我與民進黨中央黨部《民進報》總編輯謝明達深談。我準備接受謝明達的邀請,到民進黨中央黨部,擔任《民進報》採訪編輯。1988年5月18日那一天,我第一次和《民進報》的同事們見面。第二天,他們打算參與並報導「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我還不算編制內的編輯,他們這樣對我說:「等我們明天的遊行結束後,妳就一起來編雜誌吧。」

沒想到,一場「五一九農民抗議大遊行」,再度讓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改寫。我才剛認識的同事們,受傷的受傷(編輯陳啟昱、朱容徵嚴重受傷),被抓的被抓(編輯黃嘉光、總編輯之妻蕭裕珍、總主筆林濁水遭逮捕),被起訴的被起訴。整個《民進報》的運作機制,頓時大亂。顧不得什麼叫做害怕,我只覺得,如果我的文筆能據實報導國民黨的惡形惡狀,我就該盡一分心力。何況,五一九當天,我的父親也跟著走上街頭去抗議。

那一天,父親回到家告訴我說,他人在現場,目睹鎮暴消防灑水車向抗議群眾噴灑水柱,他躲避不及,以致全身溼透。那一天,我也告訴他,我決定到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民進報》工作。

那時候,民進黨才剛成立不到兩年,我們一群編輯部的同仁(攝影編輯邱萬興,美術編輯黃惠芬,文字編輯劉一德、陳啟昱、朱容徵與我),幾乎是以一半報導一半參與的心態,從事民主運動。當時的黨主席是姚嘉文,秘書長是黃爾璇,副秘書長是邱義仁,外交部主任是盧修一,政策中心主任是傅正,文宣部主任是李逸洋。雜誌定期出刊,街頭運動三不五時舉辦,「走上街頭抗議」和「窩在辦公室編雜誌」,都是我們生活的重心。

1989年,我開始人生第一次助選工作,並且,因緣際會,認識了我的另一半江蓋世。巧合的是,蓋世認識我的那年,正好也是他的31歲。

幾年下來,我們兩人感情發展雖有不少波折,最後仍是喜劇收場。1993年,我29歲,他35歲,我們步上紅色地毯。1994年,我30歲,他36歲,我們共商政治事業發展,我決定支持蓋世,並協助他參選台北市議員。那一年,民進黨帶給台灣人民許多清新的期盼。陳水扁贏得選舉,當上解嚴後第一任民選台北市長,過去長久以來,台北市政府的國民黨政治終於崩盤。而蓋世也順利當選台北市議員。

1995年,我31歲,工作跑道又有了轉換。我接下「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秘書長的職務,和原本就有相同理念的一群姊妹們,共同為女性權益努力。我們辦了幾次活動、志工與學生訓練、女性議題座談,結交更多的女性朋友,探討更多女性議題,從生理到心理,從人文到歷史。前一年,女權會的理事長江文瑜策劃了一系列台灣女性史書寫運動,女權會也因此出版了《阿媽的故事》與《阿母的故事》兩本書。

我喜歡文學,喜歡寫作,這兩本書的出版令我相當感動,推銷這兩本書的工作,成了我任內的重大會務之一。我還記得,為了行銷這兩本書,女權會常常上上下下,動員眾多會員,以及理事、監事等各幹部,出席各種集會,派人駐點賣書。

1995年,我31歲,我的生命中,還有一件更特別的事發生--那就是「懷孕」--孕育一個新生命。這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經驗,一個女性特有的經驗。這一年,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跑醫院、做產檢。喜歡小孩的老公,偏偏命中注定晚婚又晚生,對於這樣一個按照計畫來報到的小寶貝,我們都非常期待。

依醫療規定,我這個高齡產婦,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羊膜穿刺」。我生命中這一段難以言喻的經驗,一個胎兒住在子宮內,整天跟著我進進出出的感覺,真是再奇妙不過了。當一個「新手媽咪」,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讀書,讀如何生育寶寶的書,讀如何教養寶寶的書。「生第一胎,照『書』養。」就是我懷孕時的最佳寫照。1995年底又逢立委選舉,我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女權會的幹部們,在台北街頭各個演講會場,到處吆喝,賣著兩本女權會的代表作;我也曾挺著幾個月的身孕,跟著老公及助理們,在大雨滂沱中,到華江橋下,為黨內的立委候選人加油助陣。

1996年,我32 歲那年,小寶寶呱呱墜地,初出人世。

陳文成31歲遇害,走得「太年輕」了。我31歲初次懷孕,又嫌有點「不年輕」了。然而,我知道,只要這個社會不夠民主,那麼,任何年齡的奮鬥,永遠不嫌晚。有人離開了人間,有人才加入人世,生命歷程不就是這樣生生不息的嗎?

後記:2007年(我父親過世三年多)的某一天,我與蓋世一起去拜訪張信堂。那一天,信堂兄的雙親都在家裡。我們聊起了我的父親。張伯伯對我說,「以前,我常常找妳爸爸,作夥去聽演講。後來,妳爸爸也告訴我,妳都在寫文章、編雜誌,他甚至告訴我,蓋世是他的子婿。」如果不是我父親的啟蒙,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走上這路?但是我相信,這是父親給我最好的資產。

(謹以此文獻給我的父親--邱玉崑,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五年多,但是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台灣藝術花園】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phesha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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