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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咒語/黃武雄 列印 E-mail

矛盾的咒語

黃武雄


         陳文成教授已過世十年。

    一位正處於生之顛峰的青年,一位正要開啟學術創造活力的學者,十年前在驕橫與暴戾的摧殘毒打下倒了下去,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這位青年學者倒下去唯一的理由,是他對人道與社會正義的關切。在多封家書中,他不斷談起對貧苦者的同情與對不義的憤慨。而諷刺的是,他自身生命被殺害的案件在世人矚目下之所以歷十年不破,理由也是:這案件本身即為關係於人道與社會正義的案件。

以執政當局的作風,江南案雖也是人道的案件,但它承受來自美國司法與政治的壓力,所以不能不有所交代,至少被迫演出了棄車保帥的一齣戲。至於幾起槍擊與綁架案,不得不破,則為要拉攏經濟大亨,藉經濟繁榮來維繫其統治的基礎。其他凡是純屬人道與社會正義的案件,近如林家血案及陳文成案,當局都可以充耳不聞。這個對比凸顯的,正是國民黨當局統治的本質。

這兩年政情起了變化,當局也多少緩和語調,容許輿論公開談論這些案件。郝揆更參加了二二八的追思禮拜。但這樣的舉動應為公開謝罪認錯,履行平反與賠償責任等實質行動的前奏,而不是企圖安撫人民情緒,要大家「忘記過去,只看將來」(註一)所放出的烟幕。

過去自然要忘記,人不可以始終掙扎於往昔的痛楚,但要忘掉往昔的痛楚,要撫平過去的傷痕,不能只用默哀與追思來對大家作心理按摩。執政者不是宗教家,宗教家可以用寬恕來慰藉世人的苦難,執政者卻不能逃避政治與法律的實質責任。執政者握有的是眾人付託的國家權力—不妨設想眾人曾如此付託而不是經由執政者的篡奪。國家權力信誓旦旦在宣告的,就是要保護人民生命的安全,執行社會正義。連在國家與個人的觀念上採取最為保守的立場,且最竭力鼓吹國家神話的哲學家黑格爾,都要開宗明義的界定「一群人為共同保衛自己的所有而聯合起來」,這樣的共同體「才能叫做一個國家」,並宣稱「普遍的國家權力應能保證公民活生生的自由和固有的意志」(註二)。執政者捨棄以政治與法律的實質行動來處理攸關人道與社會正義的事件,便顯示執政者捨棄眾人付託的國家權力,脫逃了執政者的責任。

另一方面,即使執政者從台上走下來,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看待問題,我們仍然要問他:忘記過去只看未來是正當的嗎?對於殺人犯,我們能邀他參加追思禮拜,要他為死者默哀,然後大家一起忘記過去只看將來嗎?即使對綁架後放人不撕票的初犯,只不過在半年之前我們的國家不是為經濟穩定與治安的理由,便一槍剝奪了他的生命,斷送他看將來的機會?

我們的國家如何以治安以經濟穩定,槍決人犯呢?斬鐵斷釘的理由是,嚴懲正為了禁絕效尤。換句話說,為了將來,不能忘記過去。如此說來這執政當局是深信著:為了將來,便不能忘記過去。原來這是統治者立法執法時的信條。

那麼幾時統治者對於攸關人道與社會正義的政治案件,則又唸起:忘記過去只看將來的咒語?

只有當我們的醬缸社會充滿鄉愿,我們才會接受統治者這種矛盾的咒語,把虛偽當作仁者的寬恕,把推脫當作理性的訴求。

也有人說,今天的執政者不能替過去的執政者背負罪責。但是今之執政者手上握有的權力正托庇於昔之執政者對政治異己的迫害。他們是衣缽相傳一脈相承的。他們代表同一政黨擁護同一利益,供奉同一法統。只有當今之執政者不惜質疑此一政黨之利益與法統的正當性,徹底追究過去的責任,澄清案件的真相,並付諸實質的政治與法律的行動,今之執政者才能跳脫過去執政者的罪責,我們也才能期望將來不會重蹈過去的悲劇。

是非分明曾經是台灣社會最珍貴的特質。台灣的漢人社會雖也是中國醬缸社會[註三]的延續,但台灣幾百年繼續在墾殖,一直保有移民社會的特徵。當社會利益的分配僵固,生活資源均被把持,人的生存須依靠尖銳的人與人爭,是非的界限會變得模糊,直到僵固社會解體的前夕。這便是醬缸社會形成與存在的背景。移民社會中人與天爭,人直接參與世界秩序的建立,任何參與行動的回應明白而直截。所搭的橋若偷工減料,水來了便要沖毀,所墾的地,若不夠深耕便一無收成。與大自然對話的語言清晰明確。人的社會組織的經營是為了使大自然有更多更善意的回應。絕對而至高無上的權威與意志無補於事,中央集權不利於墾殖。在移民社會中人有較高的自主性,透過自主的參與及回應,人分明了是非。這便是移民精神。

尤其在戰後,台灣第一代至第二代有現代社會知識視野的人才已經長成。同時日本統治勢力一夜崩潰,掌握社會資源的權力一度陷入真空。日本在台灣五十年殖民統治期間,與御用的大地主階級已有深度的結合,但還來不及賄賂台灣的小地主階級,而這些小地主階級卻已出現眾多有經營現代社會能力的知識份子,他們在日人統治下尚未分沾到統治階級的利益。日本統治勢力的崩潰,使台灣當時的社會空出龐大未被佔用的資源,這是二二八事變發生前的背景:是非分明的移民性格,眾多擁有現代知識的人才,廣大正待開發的社會資源的空間。這是人類社會難得一見的珍貴的歷史階段,也是人的社會最有開展,最具創造活力的千載難逢的時機。

二二八的血腥事變埋葬了這珍貴的歷史時期,埋葬了台灣社會現代化的生機,也埋葬了台灣的創造活力,事變後的戒嚴統治與特權橫行則一步步腐蝕了眾人心目中原本分明的是非。四十多年過去,鄉愿混淆了寬恕,權勢變成善,金錢則為能,台灣社會徹底的墮落了。

今天我們紀念的人,是曾在這四十多年中仍執拗的堅持是非的人。如同他上一代眾多先輩必然遭遇的命運一樣,他的生命,他正要開展的學術創造活力,一夜之間被扼殺,被埋葬了。

如果我們要放棄是非,要假鄉愿為寬恕,要跟隨執政者唸起忘記過去只看將來的咒語,我們不知道被埋葬的這位青年學者,已安息的林家祖母及其可愛的孫女,以及二二八無數躺在地下的英靈,會不會同意我們的墮落。




 


[註一]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李豋輝就職總統記者會上語。
[註二]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ilitische Schriften, Acad. Verlag, Berlin(1970).中譯本收錄於《黑格爾政治著作選》,薛華譯,谷風出版社(1988),頁32-43。
[註三]中國社會中央集權歷經千年,利益資源被層層把持,人無參與及建立社會秩序的一點機會,如此僵固的社會使人的是非模糊,使人的鬥爭尖銳,使中國變成巨大的醬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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