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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從五十年代起,國民黨傾全力封鎖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片言隻字,連「台獨」兩字也不得見之報端。七十年代末,「台獨」突破報紙的封鎖,出現在台灣的媒體上,以一種被官方圍剿的形式出現。由於美麗島事件的震撼,海外重新提升「台灣民族」看法的理論水平,並且,訂為行動的準繩。對國民黨政權的挑撥分化各族群的陰謀,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觀就提出反擊的理論基礎,具有無堅不摧的威力,為國民黨政權所畏懼,試圖加以封鎖於海外,不讓它登陸台灣。

抱著不談政治的戒心,一九八一年五月廿日陳文成回到一別六載的台灣。

一九八一年初夏,離美麗島事件才一年半載而已,克服短暫的驚恐,在認清國民黨政權的殘虐本質之後,人民的反抗凝聚得更堅定,海外的理論思想與反抗行動愈發高漲,人人覺悟到「民主運動」路線的出頭天是空想,應該把民主運動轉化出頭天的策略之一,為台灣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路線服務,陳文成也像眾多的民主改革論者徹底覺醒過來。

陳文成雖然有不談政治的心理準備,但是政治鴻門宴卻已排出來,擺在暗夜裡,在星空下,在燈光閃閃的家園大地上,等著凌空而降,帶著火種的海外遊子,要他赴約慷慨激昂地談。

當年在密西根大學求學相識的朋友蕭治和,在六月初,他回到台灣的第二個禮拜,在家設宴歡迎他一家人的回鄉,另有鄧維楨和鄧維祥兄弟兩家作陪。蕭是牙醫師,鄧維祥是核子工程教授,也是密西根留學時相識的朋友,鄧維楨則是政治人物,當時正是「政治家」雜誌的發行人兼總編輯,一個與黨外和國民黨官方都有來往的爭論性人物。主客四家八個大人,七個小孩,飯後四個男人成為一組,四個女人連七個小孩另成一組,男人組很快變成鄧維楨與陳文成的政治大辯論。

在當年七月十六日第十一期「政治家」半月刊,鄧維祥發表一篇「陳文成永遠活在大家的心中」的文章。鄧文指述辯論內容:「概括而言,主題大概是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在台灣的前途,鄧維楨肯定這是目前應該努力的方向,陳文成則以各種不同的角度提出疑難。」到底陳文成提出了什麼疑難?這是值得深究的。鄧文指出:「散會之前,陳文成做了一個解釋,給鄧維楨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陳文成說:『我今天晚上反對你鄧維楨,並不表示我反對你的想法,我的用意:是如果我不反對你,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陳文成這一段話說得不尋常,就純字面來看,他是和鄧維楨玩著抬槓的清談把戲,以陳鄧兩人的身份來說,都不可能拿嚴肅的台灣政治課題來玩清談,陳文成是說出了肺腑之言,他回來原是抱定不談政治的,但是,一個「政治家」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的對象使他開了戒,等到話都說了,才發覺事態嚴重了,因此刻意說了這段話,表示是抬槓,所言不足道也。

陳文成向鄧維楨質疑了什麼?首先,我們知道,鄧維楨強調「民主政治」在台灣是可行的,即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政治民主化運動是可行的。這是所謂的「革新保台」論,就是議會路線出頭天論。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檢驗,使原來醉心議會改革論者都夢醒了,陳文成就是其中的一個,在熾熱的路線檢討中,接受了「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論,陳文成就與朋友們一再在見面談話中,在長途電話中,一來一往談論台灣民族主義,他很快地掌握了台灣民族如何形成,台灣民族看法的意義,它在對抗國民黨政權所能發揮的威力,台灣民族主義是針對漢民族沙文主義的一把利刃。

總之,一九八一年的陳文成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是:議會民主政治路線不能使台灣人民出頭天;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超越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局限;陳文成是一個熱烈的台灣民族主義的宣揚者,這是陳文成回台時的基本心態,而這些在當時的台灣都是禁忌不能談的。

但是面對鄭維楨這樣的挑戰者,以陳文成的性格來說,他是按捺不住的,可以想像:他質疑鄧維楨的「民主政治」出頭天的看法;他向鄧維楨拋出「台灣民族」的看法,「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出頭天論,這種推測可從命案發生之後官方的說詞裡找到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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