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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神盟友的復活/陳芳明 列印 E-mail


一位精神盟友的復活


 

陳芳明

 

生前死後的陳文成,於我是陌生的;陌生得使我難以描繪他的曖曖容貌,也難以追尋他生命的隱晦道路。要我界定自己與他之間的情份,幾乎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他在世時,我從未有機會與他認識;他離去時,我也未能參加他的葬禮。然而,我卻常常有一個感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曾經與他錯肩而過。縱然那是無語的,看不見的相遇,他留在我胸臆的,是一個熱情的,壯碩的形象。我甚至還有一個錯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會與他再度重逢;而這樣的重逢,可能會發生在最近的將來。經過這十年的繫繞縈懷,我終於不能不承認,他畢竟是我又遙遠又接近的一位精神盟友。


靈魂裏的復活

陳文成死後,才在我的靈魂裏復活,並且是復活得那麼真切,這於我是一次奇異的經驗。我從來沒有埋葬過他,也從來沒有為他舉行過祭典;由於他的死,我得以結識他的舊友,得以接續他一度期許過的文化工作。我的生命,等於獲得一次前所未有的擴張。他的肉體是早夭的,他的思想則是早熟的。他的意志與理想,堅持不滅。我與他的許多舊識,能夠在這十年來凝聚不散,豈非就是他的心靈在冥冥中引導、叮嚀與鼓舞?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在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報紙上。傳自台灣的消息說,他的遺體在台大校園的圖書館後面被人發現。報導裏提到,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教授,正回台省親。不久,又聽說他在死前曾經受到警總約談。又過不久,也聽說他在海外積極參加同鄉會活動。那時,我在洛杉磯主編『美麗島週刊』,政治分析的文字工作使我養成一種敏銳的嗅覺;我隱然感知,這又是一次冷血的政治謀殺。

我開始聯絡陳文成執教學校的同事,也聯絡他旅居匹茲堡的一些朋友。他們對於陳文成的死,大多表示震驚、訝異與不解。在細讀過來自外電與台灣的報導之後,我已可確定這是美麗島事件的延續。如果在暴力的統轄下,創子手敢於製造林家血案,那麼伸出長臂來干涉海外的政治活動,也無足為奇了。

在週刊上,我逐期譯載有關事件的英文報紙評論,並以最大篇幅刊登來自美國各地的紀念文字。我一字一句翻譯那些報導時,才發現他懷有一顆炙熱的心。細讀許多遠方來稿,我從零散的、片斷的追憶文字,漸漸拼出陳文成的圖像。縱然那圖像是如此殘缺,我卻能移揣摩出他的心路歷程。一位從事數學思考的知識份子,竟然也與我的文學思考那樣,充滿了想像,充滿了浪漫,也充滿了性情。後來那些譯稿與文字,都收入了海外出版的『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在那本書裏,我更加完整地印證了我對他的形象塑造。


無罪可畏 ,無國可叛

陳文成是屬於文學的,從他給友人的書信中,就可知道他對台灣文學瞭若指掌,他生前給友人的一封書簡,非常典型地表現他特有的性格。在信中,他表達了留在異鄉的心情,「那種飄萍無寄的感覺,又像無情的風雨凶猛的湧來。」對於文學的嚮往,他也如此提及:「我也曾經想鑽進文學的象牙塔裏,想想一個唸理工的人,又有文學當hobby(嗜好),這不是最美好的人生嗎?」在信後,他又表示正在讀『魯迅全集』第五冊。這封信,我為他發表在『美麗島週刊』上。後來,我特地去翻閱我書架上的『魯迅全集』,第五冊收集了『南腔北調集』、『淮風月談』與『花邊文學』。這是一九三0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治臻於高潮的時代,也是魯迅從文學投向政治最積極的時期。

我相信,陳文成一定讀過那篇「為了忘卻的紀念」,那是描述左聯五烈士犧牲在國民黨創子手槍桿之下的故事。魯迅以悲慟的文字寫下他的心情:「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裏,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裏的地下;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裏,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拉起頭來,寫下了以上的那些字。」我在想,魯迅中提到的「中國」,如果以「台灣」取而代之,不是也同樣精確地描述了台灣青年淌下血汗的事蹟。我不知道陳文成是以怎樣的情緒讀這篇文字。他從來沒有想到,他自己有一天會如中國三十年代的青年一樣,毫無緣由地走向刑場,走向墳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歷史的進步,是多麼緩慢。只因為他說出了故土之愛,只因為他表達了鄉情之思,就必須去承受左聯五烈士曾經承受過的悽苦命運。然而,在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之後,居然還必須忍受來自權力者的指控。他們說他 「畏罪自殺」,說他有「叛國思想」,彷彿不加上這些罪名,就不足以洗刷他們的血手。

陳文成於我雖屬未識,但我可以確信,他根本無罪可畏,也無國可叛。我們這一代在戰後才出生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早就被教育機器清洗得一塵不染。我們被灌輸的國家觀念,只不過是統治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而泡製出來虛構意識。這種落後的近乎封建時代的帝王思想,都是我們在離開台灣之後才醒悟過來的。這種糟粕,並不值得我們背叛,我們只是唾棄而已。

果敢的陳文成,在密室裏面對情報販子時,想必是表達了他的氣憤。原來這些製造國家觀念的統治者,是如此邪惡地監視他們所教育出來的學子。他一定報之以冷笑與輕視,因為他終於發現,這樣一個龐大的統治機器,竟然是如此畏懼於人民。對那些劊子手來說,站在陳文成的形象之前,他們簡直就是侏儒。所以,他們必須使用最古老也最原始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尊嚴。拳頭與刑具,便是支撐他們統治人格的秘密武器。

來自台灣的消息說,陳文成的遺體被人發現於台大圖書館的背後。他被安排這樣的結局,為的是要讓那群冷血者找到出路。儘管這樣的安排是多麼笨拙,但至少可以使他們有從容的時間畏罪潛逃。這些畏罪潛逃的,反而誣稱受害者「畏罪自殺」。罪孽深重的台灣青年啊,還未走向法庭,就已經有罪可判;罪名還未成立,就已經莫名被處死。倘然我也是陳文成,命運豈非與他沒有兩樣?

我坐在投射著飽滿的加州陽光的窗前,望著一排排盛放的玫瑰,頗為納悶於陳文成的離奇死亡。如果他活下去,應該可以成為台灣最佳心靈的典範吧。這可以從他無數友人的評語,也可以從他學校同事對他學術成就的肯定得到旁證。


不讓他輕易離去

對於他的不死,我是深信不疑的。讀了那些文字對他所表現的深沉懷念,我就知道有許多人不曾讓他輕易離去,他們決定以實際行動來完成他對台灣的擁抱。一九八五年初春,我到達紐約,與他的一些朋友聚會,商談如何創辦一份命名為『台灣文化』的刊物。在春雪未融的紐約郊區,我看見了陳文成的舊識。在此之前,我與他們從未謀面。但是,圍坐在屋內討論構想中的刊物時,彼此之間並沒有任何距離。他們都是專攻理工學科的,在議論中,我可以體會到他們對台灣人文的誠摯關懷。在離開台灣那麼遙遠的地方,由於一位親愛朋友的死,由於為了使這位已逝的朋友不死,他們謙卑相聚,希望能實現死者曾經懷抱過的理想。對於這樣的安排,我不能不有所感動。

這不就是陳文成在牽引的嗎?無言的結局,並沒有使他失蹤、沈默。我感覺到他參加在我們中間,感覺到我們說出的某一句話就是他的聲音,感覺到他使許多未曾浮現的意志終於凝結在一起。當『台灣文化』這份刊物出版時,我不僅認識了流散在各地熱愛台灣的朋友,更認識在台灣久別的許多作家。因為,我們決定讓這份刊物成為島內外作家的橋樑。在我被迫長期流浪異域之際,在我被權力人物劃為異議份子之際,只因為有這份刊物的存在,我在主編期間,一一與天涯海角的望鄉者銜接起來。

如果接辦這份刊物是為了要證明什麼,我想,我要說明台灣這個島嶼具有豐碩的文化遺產;我更要證明,陳文成這位精神上的盟友又宣告復活了。


七月的蕃薯田

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在美東夏令會遇見了陳文成的妻子素貞。她是事件後承受最大苦難的未亡人,面對她時,我不知道應該以怎樣的語言與她交談。看到她安詳,稍帶微笑的臉龐,我似乎能夠揣測她已克服了許多痛苦的試煉。我並沒有告訴她,她在美國記者招待會發表的聲明書,她在美國國會上提出的證詞,是我譯成中文的。我想向她說,我會繼續堅持在台灣文化方面的工作,就像陳文成曾一度憧憬過的。不過,我最後還是沒有說出來。那時,我曾寫過祭陳文成的詩,我也沒交給她。當她能夠在內心拭乾淚痕,能夠自我療傷,任何的語言對她都是多餘的吧。我寫的那首詩,題為「七月的蕃薯田」,全詩如下:


我的拳頭
是一顆憤怒的蕃薯
我漲紅了臉
只因見證了這一幕


他們原是躡手躡腳的一群
匆匆的來,慌亂的去
在七月的深夜裏把你遺棄
竟然還忘記擦乾血跡


我的手掌
是一張悲痛的蕃薯葉
我鐵青著臉
只因見證了這一幕


他們並不從容
在冷笑中
我讀出他們的罪
一條鞭痕烙在他們的額前


我用我的拳頭擊掌
驚醒七月的清晨
我是青青的蕃薯田
向世人宣告這醜陋的一幕


他們在樓影下比手劃腳
認真進行一場科學分析
他們顫抖的雙手
掩飾不了顫抖的心


我用我的掌包住拳頭
忍住發酸的憤怒
我是正在蔓延的蕃薯田
為歷史留下這悲劇的一幕


他們洗刷不掉雙手的罪
那是與生俱來的印記
有一天我要他們纖悔
跪在我粗糙的泥土上


我是繁殖滋長的蕃薯田
只因你的靈魂榮養了我
你我終要站起來
用我們的手掌我們的拳 


陳文成遺體被陳放的地方,是一片蕃薯田;而蕃薯本來就是台灣人的隱喻。在歷史上,台灣人見證過太多殘酷的死亡事件,陳文成的悲劇正是台灣命運的一個縮影。然而,我要表達的是,血泊的島嶼從來就沒有屈服過。就像那一片蕃薯田那樣,在任何困難的條件下始終沒有停止過生長。如果陳素貞曾經讀過此詩,她應該可以瞭解我的心情。縱然這首詩,呈現不出陳文成那種豐沛的、堅強的生命力。


他們的生命版圖繼續擴張

每次想到他的死,想到他死後所遭到的扭曲,我就不能平靜。於我而言,八O年代的台灣是充滿死亡的十年。一九八O年,台北發生的林家血案,一九八九年鄭南榕、詹益樺的自焚事件,正好與這驚濤的十年相始終。這些事件一再鞭笞著我,苦籐一般揮打在我的靈魂上。在這樣不平靜的年代,我是不可能安然無事的。每一次死亡,對我都是一次激勵。當我的意志出現脆弱、沉淪的時刻,我就不能不以他們的死喚醒我的生命。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被監禁在海外長達十五年後,第一次獲得返鄉的機會。陳文成逝世八週年紀念會,正好在那時候於台北義光教會舉行追悼。我告訴自己必須去參加,不僅是因為我要看林家命案的血地如何變成聖地,而且我也想讓陳文成知道,我終於在故鄉與他會盟。我到達紀念會會場時,台北剛下過一場微雨,空氣裹蒸發著一種若有若無的泥土味。這種又陌生又熟悉的氣息,似乎在暗示陳文成的靈魂也回來了。

我走近教會時,正有牧師在證道。我靜靜走到人群後面,細細觀察每一位祭悼者。鄭南榕的弟弟在那裏,許多政治犯也在那裏。在肅穆的氣氛中,我強烈感受到台灣發生過的苦難都匯集在這裏。那些伴我走過八○年代的亡靈幽魂,原來都回到人間,在歌聲裏迴盪流連。我閉上眼睛,任那些魂魄穿過我的軀體;如果我的淚水難以拭乾,那裏面一定揉雜了林家姊妹、陳文成、鄭南榕、詹益樺的血液吧。其實,我也是死亡了十五年又回到家鄉的幽靈。比起陳文成,我只是多出一具身軀宣告復活而已。

我參加陳文成紀念會,但我並沒有埋葬他。就像我到鄭南榕靈前拈香,我也未曾向他揮別。我穿越了生命裏最悽厲的十年,那些可敬的逝者,一定不同意我沉溺在哀傷裏。我以行動與鬥爭,來證明他們活在我的裏面。我會傲慢地、自負地活下去,以我的拳頭與我的手掌。陳文成在天上,當可看見他還活著。他不曾沉沒,他的生命版圖仍繼續擴張。



1991年3月17日於聖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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