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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還有救嗎/李直 列印 E-mail


台灣人還有救嗎?


李直   


十年前,文成因為熱愛台灣而犧牲了他的生命。這十年來,台灣各方面的變化不可謂不大,可是以殘酷手段謀害他的國民黨至今仍然緊緊地控制著台灣的政經資源;他一生所熱愛,最後並以身殉的故鄉,仍然公理混淆不明,人心更加腐蝕。亡友地下有知,一定是無比憤怒心焦的。

文成個性豪放,並不適合嚴格的組織生活,終其一生並未加入任何政治團體。然而他是一位平等觀及正義感極其強烈的人,十分同情台灣的窮苦大眾,並痛恨國民黨的「省籍」歧視政策及獨裁高壓統治對台灣人民心靈所造成的創害。很自然地,他到海外後一方面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興趣,另一方面積極參加台灣同鄉會及其它台灣人社團的活動。每當國民黨在島內進行政治迫害時,他一定會有所行動,以各種方式聲援被迫害的人士。文成的這些行為,是任何一位有血性的台灣人知識分子都會去做的,然而卻因此被國民黨謀害。一個政權為了維持其統治,竟需要去殺害一位手無寸鐵的正直青年,正充分暴露了這個政權最邪惡最懦弱的一面。


嫉惡如仇 ,不顧安危

文成待人誠懇熱情,加上精力充沛,活動力很強,在安雅堡的密西根大學唸書時,結交了不少和他一樣關心台灣政治的朋友。由於他的思考敏捷,辯才無礙,很自然地成為朋友圈中的意見領袖。他非常喜歡和朋友討論政治,也不惜花費時間向國民黨的盲目支持者進行說服工作,對於黨棍,他則不憚於公開嘲笑他們。譬如說,有一黨棍,父親是一位國民黨的將軍,提早退休後,全家移居美國。這位黨棍對全家人能夠從此安居美國十分得意,時常以之傲人。文成有一次碰到他,便開口問他:「你父親來美國幹嘛?只能等死啊!」言下之意是說這位黨棍的父親在台灣還可以作威作福,在美國只能當寓公,氣得這位黨棍久久說不出話來。

由於白色恐怖的陰影,許多學生到了安雅堡之後,不敢加入台灣同鄉會,只敢參加國民黨舉辦的活動。文成當同鄉會的副會長時,為了替同鄉會爭取學生會員,便跑去參加所謂「中華聯誼會」的迎新,希望藉此多認識一些新生。黨棍看到文成單槍匹馬,大搖大擺地跑來參加他們的活動,一時相覷無語。這時,忽然跑來一個文成的舊識,這個人毫無政冶意識,只要有飯吃、有舞跳,就是雙十節的活動他也照參加不誤。他看到文成,竟然在黨棍前大叫:「你不是叫我不要再參加聯誼會的活動嗎?怎麼反而自已跑來了呢?」事後,文成向我提起這件事,感到啼笑皆非。如今回想起來,在那校園特務橫行的年代,文成狂傲不羈,視黨棍如無物,真不知被記了幾十筆黑帳。文成聰明過人,他當然知道他的這些做法對於他個人非常不利,可是他嫉惡如仇,又一心希望台灣人早日站起來,也就顧不得自已的安危了。

文成到匹茲堡教書,工作壓力很大,有了小孩後,生活更加忙碌,但是他對台灣社會的關心程度並不減學生時代。在匹茲堡期間,他和當地某大學教書的一名台灣左派團體的公開代表時有來往。文成遇難後,素貞告訴我文成第一次被警總帶去問話,回來後曾提到警總人員一直追問他和那個團體的關係,這或許提供了為什麼國民黨要謀害文成的一絲線索。另外,在高雄事件發生之前,他私下大力奔走,替美麗島月刊募款,並不避諱地和施明德聯絡,他的這些行動必然也在國民黨的掌握之中,我相信國民黨從此更視他為眼中釘了。

文成遇難後,島內傳出蔣孝武下令處死他的說法。聽到這個傳聞時,我馬上聯想到高雄事件後,我們在紐約示威抗議的情景。當示威剛開始時,有人問負責人員,是否有準備要燒國民黨的國旗,當被告知並無此準備時,文成說,那麼我馬上去中國城買幾面來燒,說完後便跑步離開隊伍,過一陣子又失望地空手跑了回來。一位同鄉告訴他不燒國旗燒猪像也可以,當場畫了一幅猪像,讓文成高高地站在一部汽車上面燒個精光;所有示威的群眾莫不怒吼叫好,充分表現出當時海外台灣人痛恨國民黨濫捕濫刑黨外人士的敵仇同愾的心理,也把整個示威活動帶入了最高潮。


肯做事 ,不愛名

許多留學生拿到學位,當起教授以後,便開始追求虛名。譬如說安雅堡有一位台灣人教授,擔任台灣同鄉會會長期間,國民黨私下和他溝通,他深以為榮,認為國民黨知道看重他,因此極力合作。他有一次從台灣度假回來,又大吹大擂,說是蔣彥士召見他時,他勇敢地為台灣人講話,蔣頻頻點頭云云。文成對這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深惡痛絕;他三年內在密西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立即獲聘赴卡內基美隆大學擔任教職,可以說是少年得志、平步青雲。然而他那毫無修飾、坦誠待人的作風,並未因為當了教授便稍有改變。就以也在紐約示威的表現,試問有幾位台灣人教授能像他一樣,不顧「身份」,志願當公差去買國旗呢?文成這種肯做事、不愛名的風骨,足以令那些追求虛名、愛好當「社團領袖」的學者汗顏自慚。

另外,文成還有一點值得令人稱道的地方,即他毫無一般台灣人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不健康心態。美國的物質享受,他固然視之如浮雲流水, 對於一般美國人膚淺自大的心理,他也很看不慣,並時常和他們辯論。對他來講,美國只是研究學問,充實自已的暫居之地;他一心只想早日回到台灣,貢獻所學給故鄉。文成到匹茲堡不久後,有一天半夜忽然打電話來,以嚴肅的語氣告訴我,根據他的判斷,他的名字八成已經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並相約沈潛幾年後,一齊爭取回台灣工作的機會。他在匹茲堡當統計學教授時,還特別在百忙之中抽空去修電腦課程,因為他認為學了這些東西,回台灣後必有大用。然而從高雄事件到林家祖孫血案,國民黨赤裸裸的暴力迫害,接連不斷,像文成這樣的熱血青年又怎麼可能沈潛得住呢?在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返鄉前夕,他很興奮地告訴我,他這次回去會到中央研究院演講,並將認真試探回台灣教書的可能性。有誰知道,他便從此英骨長埋他所熱愛的故鄉!

文成的慘死揭露了國民黨猙獰恐怖的面目,他的犧牲使得海外的台灣人徹底瞭解到,國民黨為了在台灣的統治,是不惜使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去殺害一位手無寸鐵的台灣人知識分子,而校園特務並不只是一群貪錢財,愛做官的宵小,他們更是不折不扣殺人的幫凶。文成的死訊震撼了旅美的台灣同鄉,各地台灣人社團紛紛發起大規模的示威和追悼活動,美國國會並為這件政治謀殺案舉行了聽証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國民黨破例地允許美國法醫赴台檢驗遺體,而校園特務從此氣焰大減,不似往日囂張。更重要的是,由於文成的死所造成的迴響,使得國民黨再也不敢對返鄉的海外台灣人知識分子私下狠施毒手──雖然各式各樣的迫害,至今依然沒有終止。從這個角度去看,文成的犧牲大大地開拓了台灣人反抗的空間,對後來民主運動的進展,可以說是有相當大的影響。

文成搬到匹茲堡後,我有一次和幾位朋友開車過去找他。有朋自遠方來,他非常高興,還特地買幾隻龍蝦款待我們。他的母親那時正好在那裡小住,她慈祥好客,要我們多吃龍蝦,自己卻捨不得吃,說是在台灣常常吃。文成插嘴說:「媽媽,咱什麼時候那麼有錢,常常吃龍蝦?」母子兩人笑成一團,那一幕情景至今難忘。文成的父親,我在文成去世後才有機會和他見面。見面時,他不斷探問文成在美國時參與運動的大小事蹟,並一再表示以擁有這麼一位兒子而感到光榮。文成被國民黨謀害後,他對殘忍地殺害了他的兒子的國民黨一無所懼,開始積極參與黨外的反抗運動,誠然虎父虎子。如今,文成的雙親已先後含恨離開這個世間,思之令人痛心。


文成 ,還有救 ,還有救

以文成的才華,如果他只求獨善其身,不管世事,必然可以風風光光、平平安安地當一輩子的學者。然而他太愛台灣了,最後並因之而獻出了他的生命。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自私冷漠的人比比皆是,整個社會道德逐漸淪喪,是非日趨不明。如果文成的犧牲能夠鼓舞和他一樣有正義感,並且不愛名利的知識分子,勇敢地出來改造社會,那麼他的犧牲,將會更有價值。

文成生前每當看到台灣人知識分子麻木不仁,只知追求名利,甚或無恥妥協,不惜認賊做父的現象時,常會很沈痛地問我:「你看台灣人還有救嗎?」從三月學運、反郝示威,到台灣教授協會的成立,我似乎看到了文成那碩壯的身影,正不斷地向遠方的曙光邁進。「是的,文成,台灣人還有救!還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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