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物語/劉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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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物語

 

 

         /劉進興(一直相信可以用熱力學
   解釋人生、愛情、政治與歷史的化學教授)
 
 





三十那年,我在美加邊界附近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工作。美國國慶長假期的晚上,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他跟妻子到尼加拉瀑布玩,沿途找不到旅館,翻電話簿剛好找到我的名字,問我可否協助。

我就請他過來住一夜,那個人就是陳文成。

聽起來不可思議,素昧生平怎麼會登門借宿呢?但在當時留學生圈子,這並不奇怪。兩人一聊就發現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又同屬「獨立陣營」,有同志自遠方來,當然要把酒言歡,痛罵獨裁政權,鞏固革命感情。

蒙昧時期

那晚,我們聊大學往事。

陳文成低我一屆,同校但不同系。那是低氣壓的時代,黨外運動雖已在社會某個角落醞釀,我們還渾然不知。校園裡唯一的政治事件是為了保釣到美日大使館抗議。馬英九津津樂道說那是他的政治啟蒙,但當時我們跟在教官護航的隊伍裡,並沒有叛逆的感覺。要到後來出國後,才真正被啟蒙。

高中時,我在報上讀到一則小小的新聞:「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進行破壞活動,經治安機關在現場發現逮捕,現正依法偵察中」。當時覺得很奇怪,前一年彭教授不是才入選十大傑出青年嗎?

大三時,報載「蔣副院長紐約遇刺,兩反動份子被捕」,次日大篇幅報導「暴徒行刺行為,全國青年譴責」、「蔣副院長臨危不亂,留學生深表崇敬」。當時我們班上正在排演送舊晚會的鬧劇「荊軻刺秦王」,劇中秦王荒淫無道,與眾臣玩橋牌,拿到爛牌就命令重發;只可惜秦舞陽發抖,荊軻失手,又一次千古遺恨。那時我們的政治敏感度很低,竟然沒有任何聯想,好在沒出事。


那個年代沒有網路、電腦,甚至沒有傳真機。資訊完全封閉,根本不知道什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四二四事件」。等到出了國,才恍然大悟。


啟蒙時代


我們聊各自的啟蒙過程。


我一到美國,中國同學會就派人來接機,幫了很多忙。那時還沒有中國學生,所謂中國同學會都是台灣來的。那時也還沒有台灣同學會,只有台灣同鄉會。不久就有台灣同鄉來電聯絡。


郊遊野餐,請客吃飯,兩邊都在拉攏新生。不同的是,中國同學會避談政治,台灣同鄉會則對國民黨不爽。同學會打籃球,同鄉會則每週六下午打壘球。打完球喝酒講政治,就是新生的啟蒙教育。


我的啟蒙書是柯喬志的「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從開羅宣言開始,很生動地描寫二次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來台,如何到處霸佔房舍,引入貪污文化,最後導致人民的反抗。小時候長輩偷偷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到此終於真相大白。據柯喬志估計,三月屠殺的人數不會少於五千,可能高達兩萬。我還記得讀此書時的憤怒,尤其讀到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將軍的演講:「台灣人未受真正中華文化的薰陶,是二等國民」,更是氣血翻湧。


另一本是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原來他曾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國際法專家,當時蘇聯支持中共取代中華民國的席次,國民黨靠美國支持,每年都得捍衛「中國代表權」。但一年比一年難,三分之二門檻的防線即將崩潰。彭教授看到危機所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就被軟禁起來。


1970年彭明敏神奇地逃離台灣,1971年中國果然進入聯合國。書中描寫彭教授變裝易容,逃過特務的監視。他離開國境時,回頭「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簡直跟間諜小說一樣。


當時大家猜一定有CIA協助才逃得出來,但最近彭的新書否認。我到美國時,彭教授已經從瑞典轉到密西根大學,在各地同鄉會巡迴演講,掀起了討論台灣前途的熱潮。


區區兩本書,就顛覆了二十年的國民黨教育。而且一旦開竅,就一通百通。當時海外有許多台灣人刊物,專門揭穿國民黨的騙局,像反攻大陸、萬年國會、高普考保障大陸各省名額等,都一戳即破。


啟蒙之後再回頭看,奇怪自己怎麼會被那套漏洞百出的神話騙了二十年?可見在封閉社會裡很容易被催眠,一旦呼吸到自由空氣,自然會悠悠醒來。但也有許多同學身在美國,卻只看中央日報。有些人收到台獨刊物,連摸都不敢摸,趕快用筷子挾著丟進垃圾桶。

校園特務


黨外運動在七十年代中期崛起。1975年「台灣政論」出版,轟動一時。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國民黨禁之不絕。1977年發生中壢事件。1978年台美斷交。1979年美麗島事件。誰都感覺得到歷史的的胎動,something is cooking!


海外台灣人也激動起來。白宮、聯合國、台灣駐美大使館,駐紐約、芝加哥各地領事館,都常是台灣人示威遊行的地點。大家舉著「台灣要自決」、「台灣要獨立」、「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抗議台灣選舉不公」等標語繞行街頭,並向好奇的美國人解釋:台灣長期戒嚴沒有民主,所謂自由中國並無自由等。美國的幅員遼闊,參加遊行往往要開十幾個鐘頭的車。但參加者都很興奮,彷彿完成了革命的千里長征。


即使在自由的國度,參加這樣的遊行仍然心裡怕怕,因為全美各地都有國民黨的校園特務,負責監視留學生。我有位朋友出國前被某機關約談,要每個月給她幾百塊美金寫小報告。她爸爸辦了一桌酒席向特務解釋「小女年幼無知」,才得以婉拒而不惹麻煩。馬英九據說就是這樣的職業學生,他打擊台獨不遺餘力,曾被看到在台灣同鄉會遊行的現場拍照。


國民黨有個反共愛國聯盟,組織遍及全美,馬英九、丁守中、李慶華、蘇起、關中、魏鏞、趙少康都是要角,美東的「波士頓通訊」、芝加哥的「大漢風」為其機關報。馬英九擔任過紐約大學的小組長、「波士頓通訊」主編。我在聖路易求學時,當地有位殷乃平,據說負責美中六州,後來當立委。負責明尼蘇達州的趙怡,後來當新聞局長。明尼蘇達大學有位女生葉島蕾,1980年回台被捕,理由是留美期間「與匪來往」。李敖曾在節目上說,葉案跟趙怡有關。當時留學生都很害怕,怕一不小心會上黑名單。


被打小報告的人很多。1977年我的護照去延期,寄回來時上面的「回台簽證」已被取消。竟然不准國民回到自己的國家,這就是所謂的「黑名單」。


1979年陳文成到我家時,我告訴他這件事,他還教我如何跟國民黨學生周旋。他自認為每週末都跟他們打籃球,掩飾得很好。沒想到他仍然上了黑名單,兩年後回台省親,竟然被害。


當年打小報告的人許多現在都變成政客學者名流,在電視上高言闊論,民進黨執政時甚至還奉之為上賓。更好笑的是,2002年中國時報有篇報導,說馬英九「在國外求學時,曾一度被列入黑名單」(11月14日,記者董孟郎)。哈哈,為了打扮成民主人士,馬英九居然以黑名單化妝。真好笑。應該有人好好整理當年校園特務網的全貌,以免他們繼續欺騙社會。


海外學生運動

當時有許多留學生刊物,包括各地同鄉會通訊、人權會通訊,跨校園的《半屏山》、《台灣學生》、《台灣學生報》,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望春風》,台獨聯盟的《台灣青年》、《台獨月刊》、《台灣公論報》,史明的《獨立台灣》、《台灣大眾》,台獨左派的《台灣革命》、《台灣時代》,以及許信良流亡海外時的《美麗島週報》等。


這些刊物一開始多半手抄,後來才有打字排版。同鄉會、同學會的刊物,除了通知烤肉聚餐外,也轉載黨外雜誌的文章。其他刊物多為政治評論,暴露國民黨的不民主,鼓舞同學不要怕政治,宣揚台灣獨立的理論。


這些刊物透過各地支持者收集郵寄名單,校園特務則在注意誰在讀這些刊物。讀研究所時,我每天下午窩在學校的中文圖書館,如飢如渴地閱讀各種統獨刊物、馬恩列史毛的革命理論,重新認識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那時傻呼呼的,不知職業學生就在旁邊注視你。


據說當時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黨外雜誌常常消失不見,管理員暗中觀察,結果逮到一名女子偷走閱覽室裡反國民黨的報紙。此女非她,正是當今區長、當年波士頓小組要員馬英九之妻周美青也。(見「你想像不到的馬英九─馬經」一書)

職業學生監視並恐嚇留學生的現象,普及全美各校園。台灣同學不但在自己的刊物上揭露,也向大學學生報以及美國各大報投書控訴,於是廣為人知。陳文成被害後,美國國會開始調查。1982年5月中的Newsweek更以專題報導「校園間諜」,其中提到打小報告的報酬是每月六百美元,或者按件計酬一次一百元。江南被暗殺後,美國電視更大事報導,原來「中華民國」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卻及於美國大陸,在這裡亂殺人啊。當時的新聞局長張京育接受「六十分鐘」節目訪問時,結結巴巴,極為狼狽。


除了跟職業學生周旋外,也有人想搞革命。台獨聯盟的人全美巡迴宣揚獨立理念時,也常暗示有秘密的島內行動。許信良的美麗島週報更出版了一本「都市游擊戰手冊」。那時只要有黨外人士訪美,都會在同鄉會掀起熱潮。每一個都是英雄,這些英雄將號召人民起義,一舉推翻萬惡的國民黨。


也有人主張台獨不能只是民族主義,而應該有左派的社會關懷。我受這樣的思想影響較深,陳文成好像也是。那時台灣人大都以為左派就是統派。芝加哥的林孝信出版《釣魚台快訊》,捧中國罵台獨,是統派的大本營。他們常說「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認為根本是封建帝國的理論,無法忍受。後來台獨左派出版《台灣時代》,用社會主義的觀點批判統派就是「併吞派」,大家都鼓掌。


海外台灣人運動很多元,左派、右派、革命派、民主派、獨立派、自決派都有。有的人信誓旦旦,要到回到台灣投入「革命的洪流」,也有人自我定位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配角,努力捐款、聲援,後來並組成FAPA,進行美國國會遊說。我那時滿腦子是對革命的憧憬,對FAPA並不重視。回台二十年後,經過民進黨執政八年,才體會到遊說的重要。我現在認為,不管革命或革新,不能脫離現實,都必須在台灣醞釀;而最適合海外台灣人作的,最有貢獻的就是遊說工作。


七○年代初期,海外台灣人眼看台灣退出聯合國,心裡很焦慮,覺得必須要行動,那時島內有彭明敏事件,海外有黃文雄刺蔣。七○年代末期,台美斷交,又開始焦慮,島內有美麗島事件及其後的組黨,海外則台獨運動蓬勃發展。1987年解嚴後,民主運動破繭而出,蓄勢待發的留學生大批返國,我也是其中之一。陳文成如果不是那麼早犧牲,我猜他也會忍不住要回台共襄盛舉。

鮭魚返航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不但沒被嚇住,反而愈燒愈旺。那時我似乎有預感不久可以返台,便開始準備。1983年我在生根雜誌寫了一篇「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企圖以左派理論來解釋台灣意識的形成。那是我在台灣的處女作,但不敢用本名,筆名「陳樹鴻」。從那時起,就一直跟台灣的黨外保持聯繫。次年「勞支會」成立,我幫忙在海外募款,並開始在「勞動者」雜誌上介紹國際工運。


解嚴後,我終於申請到回台簽證,1988年初回來探親。回到離開了15年的台灣,並不覺得陌生,只是有點緊張。當時偷偷摸摸去拜訪一位黨外公職人員,赫然發現他的服務處並非想像中銅牆鐵壁的革命堡壘,而只是夾在三明治早餐店與卡拉OK歌唱班之間,不顯眼的一個小店面。我這才從天上回到人間。後來有久居海外的同鄉回來,我都努力協助他們度過類似的斷層震撼。這說不定可以解釋,為何海外同鄉往往認為我們國內的人太妥協,以及為何慷慨激昂的電視名嘴對海外的影響比對國內大。


我回來時正好是農曆過年前。蔣經國逝世一個月的「國喪」剛剛結束,桃園客運與遠東化纖的勞工就迫不及待地發動罷工,抗議資方違法壓低加班費與年終獎金。我跟勞支會的朋友一起去聲援,目睹戰後第一次罷工,解嚴後的人民不怕警察,敢拿著法條據理力爭,令我又感動又興奮,即使特務拿著相機在鼻子前猛拍,也毫不在乎。


第二年再度申請簽證,駐美代表處的人卻說「你去年回國的紀錄不好」,又被拒絕。但那時威權統治已是強弩之末。1991年我申請到台灣的教職,便辭掉美國的工作回來,並一頭栽入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


告別了三十年華與海外生活,以不惑的四十之身闖入狂飆的九○年代。隨後那十幾年,我們曾經舉起地球,抓住光線,以為可以寫下完美的歷史謝幕辭。


可惜,故事似乎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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